波’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皇帝在小朝会上公开表示了让位的意愿，任谁都明白没有了皇帝的支持西征是很难完成的。这让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官员以为西征充满不确定性，更让他们担心的是朝中的武将们已经表示愿与皇帝一起‘归隐’，而高宠所领西征军的实力足以横扫漠北，一旦他们不服另立中央，将带来更多的麻烦，因此借西夏毁约力主停止西征。

赵柽出于自己的考量，西征军集中了军中的精锐，战斗力强悍。而高宠和赵礼的忠心是不容置疑的，有他们在外自己也可引以为援，震慑国内心怀不轨之人。所以他同意西征军暂时停止西进，但是他灭高昌的决心未因此改变。因此并没有让西征军回撤，而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再做安排……

虽然暂时不能继续西征，但是高宠并没有被动的等待。而是开始考虑漠北的形势。最令人不解的是西辽出兵对抗宋夏联军，在地缘政治领域。他们尽管表现的远远算不上尽善尽美，但通过战争和结盟在西域获得了可靠的盟友。和宋、金共同统制着东亚大陆，形成了力量均衡。

对于战争威胁，西辽虽不能说是高枕无忧，但绝对是最少的，作为西域地区的军事强国，任何挑战他的行为都需要极大的勇气。金国因为在对宋的战争中的惨败使其失去了继续灭辽的实力和勇气，而宋则与其并不接壤也没有本质上的矛盾，一直对西域实施靖绥政策，维护着通往外界的商路，专心对付金国和海外市场的扩张。耶律大石虽然明白远征金国的困难，但是他依然念念不忘复国，对金持严加防范的态度，而基于历史原因对宋的崛起也保持警惕，但是两国并无实质性的冲突。

西辽本可通过稳定发展实现‘和平崛起’，但现在选择投入一场同本国利益关联有限的战争并不是明智之举。而现在他面临的形势也并不十分乐观，据高宠掌握的情报显示，西辽在前一年遇到了灾荒，又刚刚结束了一场与相邻小国哈里发的战争，但是这引起了其宗主国塞尔柱帝国的不满，已决定接受哈里发国主马赫穆德汗的邀请征讨西辽，并号召邻国一起出兵。

西辽在国内情况本已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了盟友的利益不惜与两个强国全面开战，虽然其训练有素，久经沙场的军队也许能在战场上获得优势，但其存量实力不足和缺乏战争潜力的劣势，则注定了他不可能全力去对付宋夏联军对高昌的征讨，他们如此做不过是自取灭亡，所以高宠以此为理由结束西征不是明智之举。

而西征军在征战驻扎期间，高宠发现漠北镇州一带各族百姓生活困苦，民不聊生，但这并不是因为这里土地贫瘠，相反的是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绝非“千里旷地”， 一个便是征战不断，各方势力都想取得这块土地的控制权；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磨世尔的横征暴敛。

磨世尔在占据镇州后采取极端野蛮和残酷的手段，实施民族压迫、经济剥削。所有地方和军队的官员都由自己部族的人担任，他们可以随意抢夺居民的财物，甚至抢夺他们的妻女，许多部族被吞并，家产都被夺走，沦为奴隶。而金国也为了防止这些游牧民族做大，实施了残酷的‘减口’政策，每隔几年便会派兵入境大杀一番，使各部族无不痛恨万分。

西征军能够迅速取得第一场胜利，不仅是他们兵强马壮，还得益于镇州各部族的支持，他们为西征军传递情报、捐送粮食，为大军的行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表明他们欲依靠大宋极力想改变被磨世尔奴役的状态，过上富足安稳的生活，便也给了大宋可借机恢复管理提供了契机。

高宠在经过一番分析后，决定将自己的意见向朝廷上书，希望能够继续西征，同时将沿途征服之地收入大宋，为进一步巩固西北边防打下基础。

首先，高宠以为为了漠北的长治久安应恢复汉唐以来实施的郡县制，即不能采用大宋在少数民族聚集区广泛实施的藩属羁縻政策，也不是简单的建立军事节度管辖体制，而是采用内地的行政管理模式，建立州县，派遣文武官员实施直接有效的管理。

实施羁縻政策的缺点已经是有目共睹，让世袭制使一个部落能够在某一地区维持长久的统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相对独立又可以让他们保持着强势地位，一旦有不臣之心便会形成割据，尤其是这种远离内地的地区，处理不好便会成为第二个西夏；如果仅仅在此设立镇抚司也不够妥当，因为这类似军事基地的性质，首官是军职而不是民职，也就是治兵之官多，而治民之官少，军事战略意义是放在第一位的，民生和社会发展并不是重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政令和军令不能协调的矛盾会越发突出，不适合发展和进步。

再者，高宠认为应强调蕃汉平等，在敌我划分上应‘只分良匪，不分汉夷，才是久远之规，制贼之本’。为了恢复被破坏的百姓生计，他主张‘为政先求利民’， 要想百姓吃饱喝足，最关键的是让百姓地里的粮食不被豪强和官吏夺走。改革原来的农业赋税管理，理应参照内地的做法，实行按亩征赋。由于战乱不断人口损失巨大，民众流失较多，应该鼓励内地失地百姓移民，可采用当年在西北实施的免交一定的赋税，给予一定的生产资料。

由于周边还有金国和其他游牧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