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为代价的，扩军就意味着更多的钱采购装备，养更多的兵，增加财政的困难。

赵柽登基后经过整编减员后军费有所下降，仅以一支普遍装备的连珠枪为例，从材料到制作所需费用都是一把弓的数倍，还不算消耗的弹药。正因为所需巨大，赵柽在上次北伐之役后一直没有再发动大的战役，就是打也是以出动一军，采用威慑为主的小规模战役。

数场对外作战的胜利，大宋的国土面积已经扩大了近一倍，也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军队去守卫，这也成了矛盾。而战场上的胜利虽然使大宋的安全形势有所好转，但是金国犹存，残辽一直希望回归故土，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对富庶的大宋虎视眈眈，吐蕃诸部也对中原怀着野心……因此安全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这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死结，而赵柽明白解决这个死结只有发展经济，只有国富民强，才能有更多的钱用来发展军事力量，同样军事力量的强大才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保证。

因此赵柽在连番大胜后果断停止了征战和军事扩张的步伐，大力发展经济，现在大宋经过数年开海加强对外贸易之后，经济的持续发展保证了税赋的增加，现在各路常平和广惠两仓都仓廪充实，国库自然也不会空着，在兴国三年税赋超过一亿贯大关实现收支平衡后，此后年年都有积累，今年更是爆发性的增加，仅夏税就达到了二亿贯。据户部统计国库中的金银和各仓存储的实物合计白银二亿两，这还不算皇帝自己的小金库，大家都一致认为不会比国库中少。

如今大宋已经成为亚洲的经济中心，周边各国甚至远达中亚和东南诸国的经济也越来越依赖大宋的市场，可以说大宋掐住了他们的经济生命线。使大宋除动用军事手段外，采用经济手段也可以制约和削弱敌对国的势力，促进地区经济和文化的融合，使通过外交手段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成为可能。

有钱了，赵柽却没有急于提高军费，而是在保证国家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储存一部分以备灾年和战争，大部分都投入到了基础建设当中。他大规模兴修水利设施，发展农业生产，治理水患；开挖运河，使东南运粮的漕船可以直达燕京地区；扩建港口，增加货物吞吐量；扩宽整修了原来的驰道，修通西到长安、北到临潢府、南到成都、东到登州的大路，密如蛛网的支路可以连通各州府。

这些钱不是白投的，不但实现了军事消息的快速传递和增强了各镇守府之间军队的机动能力，还有助于提高战备水平，增加战争保障潜力，实现了经济和军事共同发展的平衡，为强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基础建设让商贾和百姓同样从中受益，方便了商队往来促进了商贸发展，手工业和农业也得到了好处。丝绸、茶叶和瓷器、纸张、书籍是大宋外销的主要商品，而这些都是以农业为基础，经过加工生产的，不但上下游都能从中受益提高了劳动热情，而且使失地的农民多了一条生路，缓解和减少了因为土地兼并造成的国内矛盾，藏富于民也使经济不会一场战争的爆发而崩溃……(未完待续。。)

两位高管的离职必然要做出一系列的人事调整，现在大宋的官员成分应该说比较复杂，既有留任的先朝老臣，也有出身潜邸的家臣，还有从吏员提拔起来的官员，以及新收之地的一些降臣，出身更是不同。老臣多是进士和国子监出身；越级提拔吏员的也多是中过乡试或省试的举人、秀才；再有些新人都是这些年的几科进士。

皇帝的家臣们成分就比较复杂了，武将多是天子门生，都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可多是军旅出身。文臣尽是些失意的官员和士人，还有些是河东路学自我培养的人才，再有就是地位低下的商贾、野夫，根本没有学历，都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精英，当然也有由武臣转资者。

其中能称之为皇帝亲信的家臣们在大宋以万计的官僚队伍中只占了不到十分之一，但在赵柽称帝后他并没有大肆封赏，给这些人授予高官，而是将他们大多安排在了国家的中层和基层任职。担任高层的却都是先朝旧臣，不过这些人都是大浪淘沙几经清洗的能臣；更多的基层留任官员也都是了解民情，经验老道，治民有方的能吏。

这支队伍任谁看都是不伦不类，不能和任何一届政府相比，可赵柽却偏偏能把众多看似驴马不能同槽的人成功捏鼓到了一起，不仅政令畅通，而且高效务实。这其中有他的手段和智慧，因为他掌控着国家机器的两端，高层有人为他出谋划策。基层有既得利益的吏员和自己的亲信干臣，即使中层想阻挠也是难上加难。而他们的头上还悬着皇帝的利刃，随时可以调动军队予以镇压。

现在十年了。赵柽培养和提拔的基层官员得到了锻炼，已经有了管理地方的经验，开始逐步替代那些旧臣。而通过科举成为天子门生的进士们正好填补基层空出来的位置，按照其制定的业已成熟的程序和方式管理地方，形成了又一个循环，完成官场的新旧递换……

经过商议后，赵柽晋升许景衡为尚书省左丞，将他扶正；以吏部尚书陈公博继任尚书省右丞，跨入国家最高层；礼部尚书杨时改任资政殿大学士。负责整理国史，由国子监祭酒胡安国接任礼部尚书一职，司马朴为同知，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