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皇帝们感受不到大国的尊严;就连西北藩属党项族,也竟敢自称大夏,与宋朝分廷抗礼。他们心中所想,即使不能如盛唐时期万国来朝、拥有被尊为“天可汗”的荣耀,至少不能放弃太祖、太宗收复失地、统一疆土的使命,同时也要保证宋朝在列国中相对的优势地位,但现实是残酷的,两者并未能统一起来...
赵柽作为一个军人,又经历了现代的改革开放,当然懂得国家富强来自于和平,而和平来自于具有相对优势地位的军事实力以及积极高效的国防政策。前朝的澶渊之盟为宋辽两国带来百年和平相处,将其理解为屈辱的城下之盟虽略有失公允,但澶渊之盟的外交成果,是以宋军在澶渊之战中获得相对优势为前提的。如果澶州之战宋军一败涂地,等待宋朝的就将是灭国之灾,而绝非一纸盟约,这一点在不久后的宋金之战中就可能会以最残酷的方式验证了...
如今赵佶登基,蔡京上台,把持朝政十余年,就就施政方针来说,两人也号称推行新法,但与神宗、王安石所实施的新法同中有异乃至形同实异,茅台酒的瓶子中装的却是自家酿的小烧。
神宗、王安石所主持的新法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的,并有利民便民的考虑。当时不少人都认为:王安石“其本心yu救民”。就连对新法颇有异议的苏辙也承认:“介甫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yu破富以惠贫。”而赵佶、蔡京推行新法的目的则在于“始求羡财,以罐费”。即搜刮民服民青,以满足皇上及其宠臣极度荒yin的生活所需。
蔡京与王安石不仅个人品质截然不同,而且施政方针形同实异,他所推行的崇观“新”法,根本不配以改革相称。蔡京虽然敢于改动祖宗成法,但当改者不改,冗官、冗兵现象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国家财政供养的官员近五万人,军队达到了百万,强干弱枝的传统国策本应加以调整,可是蔡京等人依旧萧规曹随,以致‘州郡遂ri就困弱’;而不当改者又大改特改。如抛弃外戚不任军相、宦官不典机密、宰执应避亲嫌等不少旧规,涌现出外戚宰相,兄弟宰执,父子宰执,并开创了第一次宦官干政的局面;为了粉饰太平,赵佶、蔡京也曾实施过一些貌似利民便民的慈善之举,诸如安济坊、居养院、漏泽园之类,然而往往口惠而实不至。
赵佶、蔡京推行新法的重点在于理财,并且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可这批钱物除供赵佶挥霍而外,又被各级硕鼠大量侵吞,他们假享上之名,济营私之yu,渔夺百姓,无所不至,这些都意味着朝政极度。至于其效果,当时人有评论:“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jian。”两人所推行的‘新’法只不过是盘剥民众的幌子而已
“宋绝非亡于革新,而是亡于胡改乱革”赵柽揉着脑袋在颠簸的马车上想了三天得出了这个结论,而自己如何在其中杀出一条‘血路’,找到一条‘康庄大路’真不是一件易事赵柽权衡着,思索着,在新旧之间徘徊,他明白现在不改面临的肯定是灭亡,而改又如何去改,如何中兴大宋,如何实现富国强兵的统一...。,欢迎您来投推荐票、月票,
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初创时期一般休养生息、积累财富、培养国力,否则就会迅速败亡。但国力恢复往往导致两种后果,一是实行富国强兵政策而对外扩张,结果劳民伤财、疲罢民力,国运由盛转衰;二是诱发政治,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底层民众无以为生,最终揭竿而起。
如今的宋朝也已经走到这个关键点,陷入内忧外患之中,要想挽回颓势,扭转政局,就需要一场革命,一场大的革命,赵柽自知以现在的能力无法发动这么一场革命,而且一旦过激反而会将摇摇yu倒的大厦彻底摧毁,恐怕连将来偏安江南都无可能。但赵柽也不想毫无作为的等待那一天的到来,而西北正好是个好的试验场,宣抚使这个职位和王爷的身份也恰恰能满足所需。
宋代宣抚使制度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设置ri益频繁,军政、财政等职权ri益扩大,任职者官资趋于下降、辖区固定化、属官增多,文臣为正、武臣为副等特点,一度还出现了以宦官和降将为宣抚使的情况,zhong yang也采取了多种手段限制和笼络大权在握的宣抚使。
地方上跨路级机构与宣抚使也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关系,地方上路、州、县各级机构、官员均听命宣抚使指挥,并可受征辟入幕府参办军政事务。由于宣抚使、制置使职能相近,宣、制司长官之间存在一定矛盾。但一般情况下。宣抚使地位高于制置使。经略使、招讨使、招抚使、镇抚使等,他们地位皆低于宣抚使,受宣抚使节制,对制置使拥有节制之权。可宣抚使对财权的争夺使两司共同措办辖内经济事务中二司矛盾重重,而王爷这张虎皮又能在争夺中使他立于优势地位。
如今条件基本具备,赵柽要做的是要找到一条富国强兵的路子,制定今后数年的发展方针路线,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风暴。可这一切对于他这个前世只是个冲锋陷阵,最多管个拧小军官真是件愁死人的事情...
富国,宋朝建国之初。在无力北伐的时候,对待北边被契丹占领的燕云十六州,赵匡胤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