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末年，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人口锐减。

新朝伊始，地广人稀，君明臣廉，盛世降临。

中原大地上的治乱循环，土地兼并是永恒的红线。

得益于文明的延续，后世子孙能知道祖先记录下来的经验教训，不需要付出惨痛代价就能得到宝贵的经验，中原的百姓能少走一些弯路。

可惜的是，一直以来这条红线都没能找到办法控制，这是让人沮丧的现实。

而老赵和韩琦突然明白了，木子的目的隐藏的如此之深，两条脉络已经清晰可见。

第一条就是寻找更多的土地，让没有土地的人去耕种，稀释人群，缓解压力。

第二条就是现在三司推出的一条鞭法，其实说白了除了给朝廷收税化繁为简，还有一个隐藏的目的就是降低地主种地的利润，打压他们兼并土地的热情。

山东的新税法推行，顺利的超出所有人想象，老王带去的两千禁军全程做了仪仗队，没有一个人跳出来反对。

最后老王总结了经验，原因有二，首先就是木帅在山东的巨大威望，别忘了青龙军的主体就是遍布整个山东的子弟，在民间木帅的地位不亚于观音菩萨，现在他闺女来办事，

收的比往年还少，咱们当然要支持。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不差钱，板桥镇市泊司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火车头，带着整个山东的商贾一路狂奔，同时还制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百姓们自然因此收益。

在山东，种地的土财主是遭人鄙视的，累死累活抠抠搜搜一年攒那点钱不够人家市泊司一间铺子几天的收入，呸！没出息。

木家大姐做了三司的官收税？说吧，俺家总共多少，五贯钱？这点钱你跟我墨迹半天，知不知道耽误我多大买卖？赶紧拿钱走人，对了，回去顺便问问大小姐，什么时候有闲，让咱们商会一尽地主之谊……

一条鞭法的另一个好处开始显现，收税只收钱，百姓们要卖粮才有钱缴税，而且朝廷也需要粮食，所以老王要做的事就是拿钱收粮食，再收回铜钱再买粮食……

无论收粮还是运粮，都需要大量人工和牲畜车辆，当然就要在当地雇佣人手，然后一部分钱又回到百姓手里，而百姓们有了钱便会去花用，又进一步刺激了商税……

这是个很复杂的经济学问题，谁也算不清楚，好在老赵和他的相公们也不太关心这个，他们只关心结果。

结

果就是老张举着账簿口沫横飞，“京东东路仅夏税与半年的商税，一千四百万贯，陛下，诸位相公，可曾有山东不安的奏疏？”。

老赵和韩琦等人木然摇头，没有，山东毫无反应，据说还更繁华安定了，收了一千四百万贯，怎么会没有民怨沸腾的？

老张得意的道：“秋税虽然比夏税少，但商税比上半年会更多，陛下，诸位相公，下官大胆断言，山东今年的赋税总数要接近三千万贯，刨去各地官府和三司的花用，朝廷净入不会少于两千万贯钱”。

老赵早已乐开了花，“爱卿劳苦功高……”。

众人纷纷拱手，“陛下英明”！

英明不英明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山东顺利推行了新税法，地方靖平，朝廷收入大涨。

怎么做到的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做到了。

有相公立刻出班道：“陛下，臣奏请淮南东西两路，江南两路，京畿路，荆湖南北两路，此七路明年推行新税法，若无异常，后年开始大宋全境推行！”。

老赵颔首道：“准卿所奏，政事堂与三司尽快拿出章程下发，着令各地务必用心，若有懈怠者严惩不贷！”。

众人齐声应道：“遵旨！”。

没人能抵挡这个诱惑，说难听点就是穷怕了，山东新税法推行的大获成功让所有人都按耐不住了……

大宋南北二十四路，各地民情差距很大，有的地方富庶，有的地方贫瘠，人口及耕地相差很多，所以制定税法的工作量很大。

比如有的土地每亩每年能收入合钱一贯，有的则只能打三百文钱的粮食，所以你就不能粗暴的按亩收钱，正确的做法是把土地分等，一等良田收多少，二等良田收多少，薄田收多少，都有根据实际情况去调查确定。收少了朝廷损失，收多了就是民怨沸腾。

而土地测量亩数以及定等，这里的说道就多了，比如某地主给官府派来的人送礼，把一百亩良田定成三十亩薄地，好了，交几十分之一的钱就够了。

这些事儿又杂又多，仅靠三司的人十年也做不完，离不开当地官府的大力配合，所以政事堂的相公们拿出一套丧心病狂的章程。

各级官吏辖区的税收直接与吏部考评挂钩，收的好就是上等，收的不好直接定中下……

你若想拼命压榨百姓升官那你就错了，因为后面还有呢，御史台与都察院都将派出数量庞大的巡查御史去各地，

而且互不统属还互相监督，地方官想收买可就难了。

他们的工作很简单，在分配到的地方一遍又一遍的巡查，任何人对测量和定等不服他们就要过问重新测定，如果地方官吏失职，仕途就会变得一片灰暗。

这次要推行新税法的七个路全部是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