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或与基因问题存在关联。

这番设想的佐证，便是曹丕、曹植、曹彰3人均有“嗜糖”的喜好。

曹植的诗歌中多涉及甘果，如“橙橘枇杷，甘蔗代出”、“都蔗虽甘，杖之必折”，可知其日常生活中应惯于摄入甜食。

都蔗虽甘。杖之必折。巧言虽美。用之必灭。--《矫志诗》

至于曹彰，有“啖枣”的习惯，《世说新语》称曹丕在弈棋时，于枣中暗下鸩毒，将曹彰鸩杀。

《世说》的记载过于惊悚，是否属实暂且不论，但曹彰与其兄1样嗜糖应无疑问，否则在南朝文人笔下，曹丕不会选择甜枣作为下毒之物。

刘义庆是刘宋宗室，出身显赫，所以《世说新语》带有极大政治态度，而且终究也是小说，看看即可，不必太当真。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阁共围棋，并啖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刘义庆《世说新语》

曹丕兄弟贵为王侯，养尊处优，在物质方面可以享受到当时最优渥的待遇，但却1个赛1个短命，卞氏诸子中年纪最小的曹熊，甚至未能活到成年。结合卞氏诸子均有喜好甜食的记载，他们应该属于糖尿病易发人群。

除曹丕兄弟外，卞太后的亲侄子卞兰，也被明确记载死于糖尿病。《魏略》记载卞兰担任散骑常侍期间，患上了“消渴症”，最终百药无医，连曹叡都束手无策，卞兰遂“渴稍甚，以至于亡”，糖尿病严重到了这个程度，比起曹丕兄弟犹有过之。

（卞）太后弟（卞）秉以功封都乡侯……秉薨，子兰嗣。--《魏书武宣皇后传》

（卞）兰苦酒消渴，时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赐兰……而兰终不服。后渴稍（指逐渐）甚，以至于亡。--《魏略》

值得注意的是，卞太后本人未曾受到糖尿病的困扰，她寿数7十，与她的短命子侄们大不相同。

这或许与卞太后的饮食习惯有关。

王沈《魏书》记载卞氏的左右侍从“菜食粟饭，无鱼肉”，也就是只吃蔬菜和小米饭，没有鱼肉。

据此虽不能确定卞氏本人是否也能够节俭如此，不过按她“以国用不足，减损御食，诸金银器物皆去之”的政治表态来看，她对待口腹之欲，也尚属克制。

若卞夫人也是如此饮食，其人恐怕不太容易得糖尿病。

太后幸第，请诸家外亲，设下厨，无异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饭，无鱼肉。其俭如此。--王沈《魏书》

另外，卞氏子侄中有“消渴症”发作迹象者，多见于男性而不见于女性，这或许与当时女性社会地位较低，物质条件受限有关。

曹丕兄弟可以凭借皇帝、王侯的身份大饱口腹之欲，无节制地摄入甜食；

而同时代的女性，即使出身于王侯之家，也很难获此待遇。

汉魏的制糖技术有限，甜食是非常稀有的物资，特为贵胄所喜爱。

同时代的袁术，每餐必以乳浆、饴蜜拌饭；

甚至直到死前，他仍在孜孜不倦地寻找“蜜浆”。

这种对糖类的病态嗜好，现代社会的人可能难以理解，但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两汉魏晋，确属常态。

袁公路年十8，常饭乳，食蜜饭。--《太平御览》引《录异传》

（袁术）问厨下，尚有麦屑3十斛。时盛暑，欲得蜜浆，又无蜜。坐棂床上，叹息良久。--韦曜《吴书》

此处需要特别说明1点，按现代医学观念，糖尿病并不属于先天性遗传病；

但临床研究同时表明，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个体，其患病几率确实显著高于普通人群。

可知后天对饮食的控制会影响到发病的时间。

按此，卞氏及诸子侄应属于“糖尿病”的易发人群，卞氏饮食相对节制，长期未发病；

而曹丕兄弟以及卞兰等人，则倚权仗势4行饕餮，再加上诸人极端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曹丕纵欲无度，见《文昭皇后传》及《世说新语》；

曹植修炼房中术，鼓吹“还精补脑”，见《飞龙篇》。

这些行为，或许过早诱发了他们兄弟基因中潜藏的隐疾，最终在1系列并发症的折磨下，仓促离世。

讽刺之处，在于曹丕“除烦解渴”的方式，进1步加速了他的死亡。

其“糖尿病”的临床表现越是严重，他便越是加大对甘果、蜜饯的摄入，坚信“葡萄”、“御梨”有“解烦释渴”的奇效。

最终和他的表弟卞兰殊途同归，走上了“渴稍甚，以至于亡”的道路。

也正是因为曹丕的权势地位，才让他可以无限制地获取彼时稀有的甜食；

若是贫弱之家，则断无此待遇，亦无此病症。

从这1角度看，糖尿病既被被称作“富贵病”，确有其理。

云某不得不劝1句：甜食虽美，切忌过量。夏日将至，不可贪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