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争水，争肥，起了冲突，彼此也不报团了，大家各扫门前雪，村长说话也无用，难道什么事都要去县里请人来管，把人抓起来？”

“这样大家各凭拳头说理，谁家人口多，谁家就横行霸道，那还有谁肯分家？多少年来的努力，你一句取消统筹，就全部倒退回去了，其中多少人的鲜血，你赔得起么？说话以前全不动脑子，就只图爽快！再者说，谁告诉你百姓们吃了亏，又会要求恢复统筹的？他们为什么不和从前分家的族亲重新走动起来，到最后还是靠着乡亲地缘、姻亲血脉这样抱团争斗？思想简单，全天下就你一个人是有智慧的，别人都得按你想的来！”

葛谢恩面色血红，一声不吭，徐大发忙道，“好了，都少说两句。各有各的理，各有各的理么！”

他动手扭了另一个鸡大腿，要给葛谢恩，葛谢恩把碗一移，道了声‘吃饱了’，起身就走，徐大发的手擎在半空，尴尬地道，“那行，倒便宜了我——”

他想说他来吃吧，又实在觉得可惜似的，要再给陈福顺，陈福顺慌忙摇头，徐大发便把鸡腿塞到葛爱娣碗里，道，“倒便宜了我家老婆子，我们家两个鸡腿，都是给孩子吃的，说说也十几年没怎么吃了鸡腿，细想想，人还是对自己好些，这子女都是要走的，到头来，还是我们两夫妻相依为命！”

葛爱娣也没一点胃口，但偏偏露出欢容，仿佛刚才的摩擦只是家常小事，自然地道，“正是了，以后鸡腿你一根我一根，咱们辛苦一辈子，也该享清福了！”

徐大发道，“就是了！女儿说话不顺心，那就少谈天，这么大的孩子，说话偏激也很正常，以后慢慢就好了……她能懂得什么？凡是和村里有关的矛盾，都在地上，一篇报道，那根本不当事儿，有没有都一样，没有这个什么‘新伦理’的报道，也有别的借口，地上的事情能让大家都高兴了，这报道就再发一百篇，村里也没人当真！福顺，你讲是不是这个道理？”

陈福顺是个善于调和的人，她和葛谢恩高谈阔论时，取的是这件事一面的道理，到舅父跟前就立刻开始认同另一面的道理，“舅父讲得对，其实村里，尤其是我们临城县这一片老区的村里，对于报道的确是有意见的，但根子上来说，不在报道上，只是说往常一些不满的情绪，报纸都能调解，读读报，能把道理讲通，而这一次，报纸不管用了，这报道不但不能把道理说通，反而让人心里更不舒服，更是要骂娘罢了。”

这话，葛爱娣听得就非常舒服了，不由笑道，“这才是知事人、做事人的话，福顺是有做事的，大发呢，也要予以表扬，别看这几年以家庭为重，但没有放弃学习，平时多多的读书看报，思想见地越来越深刻了！反倒比年轻时候更敏捷！”

直到这一刻，她才愿意真正去了解村里的舆论，问陈福顺，村里人为什么不满，为什么要骂报道。除了对耕种统筹的厌倦和抵触之外，还有什么消极情绪。陈福顺道，“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如今县里出钱修路的频率低了，有些村道比较老旧，修葺也主要是靠村民自筹，出义工，不再和从前一样，是官家出钱管饭。”

“这要是以后都不修，也罢了，偏偏村里有人是专门出去修路的，现在都是往大江上游走，说是以后要去那边修路了，不再管我们这边了。村里自然也有怨言，觉得六姐疆域广阔起来，便逐渐薄待了起家的老地。”

这话其实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在情在理，现在也该轮到新进之地去修路了，临城县修路时不也是新进之地么？但百姓有时候是不讲理的，只看拿到手的好处。村里这样的言语，也有过一段时间的流传，不过这种话尚好破解，毕竟都是扫盲班毕业的村民，文化水准是逐渐增加的，对他们去讲‘家国’，讲华夏，讲共同发展带来的好处，大家就算不以为然，但也知道这才是正路，尚能压住他们那些不该有的抱怨心思。

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比较突出的不满，那就是对于地理位置的不满：村里的教育、医疗都是非常有限的，教育不说了，陈福顺和表亲们起步的差距，就是最好的证据，再说医疗，也是如此，百姓有急病，在城里和在村子里，很可能就是两种命运。

如果一向如此，那也就算了，好像还习以为常地忽略。但前些年开始的‘小三线’，让很多人就开始犯嘀咕了：工厂设在城边的时候，工人生活比他们便利那也就算了，可现在，小三线配套往往有学校和小医院，这是什么意思？工厂配有，村里就不配有了？

合着虽然说人人平等，但敏朝的士农工商，现在变成了士商工农，农户反而成了最后了呗？很多规矩，都是工人的好处，这是为什么？你要说工人难做，工人的活计有难度，那我农户有话要说了，买地的农户难道就好做，难道就不需要脑子，祖祖辈辈一个种地法了？买地的农户也很难做！也几乎是被强制着在不断学习！

很难说到底是哪个制度承担主责，但这篇‘新伦理’的报道，也确实点燃了大家对于农户地位长久以来的一个怨气，很多人都认为，不管在敏朝，日子多么难过，至少他们务农本分的百姓，地位尚且是得到了国家名义上的认可和尊重。可买地这里呢？表面上说六姐之下人人平等，都是